Monthly Archives: 02月 2011

       只有十几天，庚寅年即将成为历史。这一年的诗，一部分是在黑色笔记本上写成，而很多又是写在稿纸上，另一部分是在电脑上临屏而作，极少的几首诗来自于便笺本。诗的承载体不同，也暗示了诗的不可知性和突发性，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必须写一首诗。 这一百零一首诗，从内容和主题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类是回忆老家湖南安乡的乡村生活，有对父母的惦记和歉疚，也有乡村暴力事件的描述；对父母的歉疚，主要还是源于“父母在，不远游”的老话，这个时代，年轻人纷纷外出求学和打工，极少人留在家里工作，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出自家庭的原因和父母的严格管束，我从小就反抗这种束缚，在无数次出走之后，我终于得以成功，但是换来的是孤独和歉疚。 一类是自白诗，记录一个在外地求学后就地谋生的外省青年的境遇和生活状态；寻找一份比较合适的工作，然后业余安心读书、写作，这可以说是每个写作者的生活梦想。其中还有一些是完全记录梦境的诗。 一类是情诗，情诗占据了这一年诗中的重要部分，它们多数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爱情上失败无数次之后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情诗对诗人是一种移情，或者说是心理补偿。爱情成功的人很少写情诗，就像情场老手大多数难以写好色情小说一样。 一类是悼念和与死亡有关的诗。一位朋友的自杀，对我造成极大影响，因为他生前如同兄长般给我关心和照顾，尽管他身上缺陷不少，但是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合格的朋友和兄长。关于死亡的诗，不是要从哲学的角度谈论自杀和死亡的问题，我之所以关注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踏实地活着。 一类是讽刺诗，这里面有政治讽刺。作为一个有立场、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写作者，关注现实社会是他的职责和义务。人世间历来就有黑暗丑恶，没有最好的政府，也没有最坏的时代。作为诗人，既然没有能力和权势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解决困难，那么他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同情、为人们争取权利就是他的工作。最起码，一个诗人不能顺应既得利益集团的要求，粉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是什么德行，就是什么德行。我的诗多数是表现我所存在的世界，它的德行也自然一鳞半爪地在我的诗中留下种种痕迹。 因为诗人不必依托任何利益集团，所以诗也不受任何物质条件的限制，诗人拥有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创作，即使没有纸、也没有笔，诗人还是能写诗。如此说来，我并不是说要成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类型的诗人，也不是想做一个人民诗人之类，这是很单薄的概念，即便具体实践，仍旧显得鲁莽和一厢情愿。我只是想，发自本性，必须写一些生活艰难的人们的故事。 这些诗里，还有一些虚构的诗，有的类似于童话诗，有的类似于小说或者寓言。这一年，我在诗的语言锤炼上得到比较大的提高，虽然我写了十八年的诗了，误入歧途和模仿练习得比较多，又加上学业耽误写作和读书，真正意义上的诗创作，才是这三五年的事。 在云南，快十年了，我遇到很多人，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出色之处，从他们身上我学习他们的做事方式、敬业精神等等。在诗创作上，给我指导比较多的人，其中必须提及邹昆凌先生，自从我认识他之后，我们就经常交流对阅读、诗创作的看法，还各自动手修改对方的诗。一般来说，我从他那里获益匪浅。 在此，我谈及很多表象化的事物，而没有涉及诗学、语言、哲学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我来说，还有些距离，我暂时不想谈及。                                                   庚寅年腊月十七 于 昆明

    人爱喝酒，在我看来，有几种，一种人是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内心无所依托，就只知道喝酒，他们的脑袋需要酒精来填充；一种人喝的是郁闷，这些人多数郁郁不得志，心中有块垒，必须借助酒来浇灌；一种人喝的是气氛，平时不喝，只要谈得来的朋友在场就喝；还有一种人喝的是交际，把酒当作谈生意、攀关系的媒介之物，在酒桌上拉关系、谈事情。我是高兴也喝，不高兴也喝，大概可以归类到喝气氛那类人中去。 我仍旧清晰记得第一次喝酒的场景，那时候我大概上小学三年级，在场唯一的酒友是大我两岁的哥哥，地点是家里，那天落雨。酒自然不是买的，爸妈不在家，哥俩就地取材，对爸爸的私物不告而取。下酒菜是辣萝卜，也就是剁椒腌制萝卜条。我俩坐在堂屋里，把酒临风，相对而坐，靠近大门，一则望风，爸妈回来了，可以迅速收拾酒局；二则通风宽敞，视野开阔。那天的酒有点多了，我最后睡倒在竹床上，然后啊噢呕吐。哥呢，也是面红耳赤，忙于收拾杯盏盘碗和打扫秽物。爸妈回家的时候，我的酒劲已去，活蹦乱跳的像只野兔。自此，我的饮酒史便写下了第一页。 到了五年级，我用装过药片的褐色玻璃瓶装酒，这酒依然来自爸的酒瓶。每天早上，趁他不在，我就灌一点酒进我的小酒瓶，直到快要溢满为止。每次喝完了酒，我就爱做一些稀奇古怪的动作，比如打拳啊，跳一些自创的舞蹈啊，以此吸引同学们的注意，惹得他们哄笑。我不记得，那时候，我是否刻意要引起女生们的注意，不过也不存在，我每天放学都有漂亮的女同学陪着一起回家。 五年级的事，我记不得多少了，除了班主任最爱让我们背课文、给他拔白头发之外，就是一次班会，这个班主任让我们说说各自的理想。有的同学说要当政治家，有的说要当科学家，我堂哥说“将来我要当被告人”，班上的很多人不知道“被告人”是什么意思，少数人笑了，或许他们明白这个词的意思，班主任哭笑不得，显得很无奈，期待学生中出几个伟大人物的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学生很热衷于被人推上法庭。我说，我要当记者。那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当记者是个多无聊又无意义的职业，危险系数还高于当今的中国莫道不消魂军人。其他的事，大多数被酒精从我的大脑沟回里冲走了。   至于后来的饮酒经历，记得多的就几件事。1997年，我在北河口中学复读，被一位姨妈安排在门卫室住，门卫室旁有个搭建的小厨房，差不多五六平方米。晚上肚子饿了，我就买点酒菜，和室友一起吃吃喝喝，看会儿书就睡下了。 每天晚上睡着以后都有人敲门，烦不胜烦，不过我俩拥有随时熄灯的自由。那个冬天，门外的寒风刮得很急，似乎所有的房子一夜之间都会被刮到天上去，从某个地方掉下来，栽进河里。突然，我听见了有个女人在唱歌：“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那声音凄凉绵长，像冬天的雨水渗透楼板，无声地流到地板上。十七岁的我很惶恐，也有点害怕，那歌声几乎在校门外的小街上晃荡了整整一个晚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第二天问姨妈，她说那女人是个疯子，好像孩子死掉了，就疯了。   高中的时候，我继续对酒保持一种顽固的热情，甚至还高涨了一点点，没事买点啤酒喝，又因为买书狂热而丝毫不计后果，常常弄得这个月的生活费月初就花完了，就借钱。同学催债的时候，我就拿下个月的生活费还债，典型的寅吃卯粮。实在没钱了，有时候在校门对面一家名为“食为天”的小饭馆里挂账。老板夫妻俩人很实在，也很善良、热情。老板娘有个专门的账本记录学生们赊欠的饭钱、菜钱和酒钱，还有写上临时借给学生的现金数目和人名。我的一笔账到大学一年级才还掉，是四十块，大概是某个生日请同学们吃饭的赊账。 一个春节过后，有位关系要好的吕姓同学迟迟不来，后来老师说，这同学的妈妈病死了。等了一段时间，吕同学来了，整天不怎么说话，蔫头耷脑的。我本来性格内向，话很少，更说不出什么安慰人的话，就去那家小饭馆赊了一盘青椒炒腊牛肉、一份京白菜，然后买了两瓶啤酒，下了晚自习，我俩坐在学生公寓的楼顶，望望天空，默默喝酒，后来同学开始说话了，就是唠叨他妈妈在世的一些事，那是所有儿子眼里的母亲形象。 学校离县城附近的一条大河比较近，我们时时听见轮船在拉响汽笛，那声音呜噜噜的，在河面和平原上空久久回荡。那时候的我们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坐船离开那个可以称为家乡的地方。吕同学才十六七岁，或许因为营养不良，头发都白光了，俗话说“少年白头有财发”，不知道他现在发财了没有。他还跟我说起他喜欢的一位女同学，回到宿舍，他猛然唱一句：“无情的雨让我怀念过去，让我的泪，像雨水一样碧……”然后爬上帘卷西风床睡了。   或许因为天高皇帝远，父母管不着，我大学时期喝酒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每天晚上都在公寓楼顶烧烤摊上喝酒，都是几块钱一瓶的，啤酒、红酒、白酒轮流着喝，吃点炸洋芋、烤肉串之类。后来换了宿舍，我吃个炒饭都喝一瓶二锅头。有一次，吃完一盘兰州炒面，回宿舍就喝了半瓶火爆。那酒实在难喝，又辣又上头，喝了之后，倒床就睡，也幸亏没有出什么事。 大一那年，有一次洗了冷水澡感冒了，有人请客喝了一瓶啤酒，我去上厕所，就摔倒了。当时我很镇静，只觉得左后脑有点木有点疼，慢慢爬起来，摸到了眼镜，右手捂头走进宿舍，然后就晕了过去。同学们慌了，叫出租车将我火速送进医院。缝了几针，到底几针，医生和我都不清楚，因为缝针的医生说是五针，拆线的医生说缝了六针，两位医生都掌握着自己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可我不知道该相信哪位医生的话。第二天早上，我头上顶着白色纱布和网罩堂皇进入公共课的大教室，像个拿伤疤炫耀战绩的士兵，或者拿疤痕和刺青炫耀自己如何凶狠的小混混，但是没有取得满堂震惊的效果。尽管如此，教室里还是有些窃窃私语荡漾开来。 此后，班主任一见我就热情异常地说：“翔武啊，你要少喝点酒呀，小心摔着头啊！”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很尴尬的是，她还一直拿我当反面教材，指着我说：“注意啊，男生们要少喝酒啊，你们看张翔武不就是喝酒摔破头了吗？！”过了一段时间，班主任的话演变为：“张翔武啊，你走路注意一点啊，不要撞到电杆了！”以至于人文学院跟我同级的不少同学都知道我爱喝酒，他们的惊异眼神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从早到晚都在拿酒当开水喝。其实我的酒量很差，白酒不过半斤，啤酒不过四瓶。一般情况下，白酒二两或啤酒三瓶酒就能放翻我了。但是我还是时时喝上一两杯，在饭局上，别人喝得很嗨的时候，我已经进入睡眠状态；别人昏昏欲醉的时候，我又复活了，清醒异常，又叫又跳，吆喝着继续喝酒。但是大家都默不作声，这个时候的我，是这颗星球上最为孤独的人。   我现在还是爱喝一点酒，只是次数寥若晨星。一瓶白酒要喝很长时间，甚至一个月。下班之后，拿出酒瓶，倒进小碗，慢慢喝，掰几粒花生。喝完一碗，看一会儿书，脸耳发热，睡觉非常惬意。我想，会不会有那么一个爱喝酒的女人（只有女人想让我陪她们去欧洲一些具有小资情调的地方），将来有一天，在我一个人喝酒的时候，有个女人从别处走来，坐下陪我默默喝酒。这样的女人，如果她愿意，我会娶她的。

       在旧书店，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首先是书店老板咯，还有买书人，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如果你想摸的话）；其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有的是我以前拜读的作家，有的是身边的朋友；再次，是从书上知道名字、后来认识的朋友。         马街旧书市消失之前的某天，我起了一个大早，七点多，八点半到马街，吃了一碗面条，牛肉帽子不错。然后，一步一步地迈过去，我一直想找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译林出版社，上下册，吕同六 译），可惜就是找不到，在网上寻找也比较麻烦。 我找到的第一套书是《普希金抒情诗选集》（查良铮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上下册，1982年），人家书贩一口咬定要卖十五块，我说了几句，你这书谁看啊？全昆明会看这本书的人，大概没几个，我都可以给您数出来。书贩想了想，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最后让了三块钱。在那书摊，我又找到《尼采诗选》（漓江出版社，钱春绮 译，1986年），四元。第三本是随园主人袁枚的《子不语》（岳麓书社，1985年），这本讲怪力乱神的书，一直想找来翻翻，耗费五块。接着又找到了一本《修墓老人——司各特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首版首印），距今快二十七年了。后来，我看到了一本《美国连环漫画名家》，（洪佩奇著，译林出版社，2001年），里面介绍了大量老美漫画家，此书可做资料使用。 等我逛完了之后，名唤王亮的一位内蒙古人才姗姗而至，体形微胖。我有几个朋友的体形庞然，大可称之为“胖子”，由此每次见到他们中的一个，我的脑海里就不断播放一个段子：我们要善待胖子，因为在关键时刻他们会救我们一命——尤其是遭遇狗熊的时候。 在碰头之后，我又陪王亮逛了一会，居然还发现了一些不错的书。在王亮的提示下，我买了一本《文学批评原理》（［英］艾·阿·瑞恰慈著 杨自伍 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隶属于“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看到这本书，我就想起一位朋友这整套书二十七种都收藏齐全了，只不过他没有看完而已，也许就是买到的时候随便翻了一下其中几本吧。在这本书的上头，我看到了《毛姆随笔散文》，翻阅了一下，甚感无趣，放回原处，不过，它的旁边还躺着另一位先生的著作，是美国前水手马克·吐温的《马克·吐温幽默小品选》，我立即拍板买了这两本，一共八元。    午饭后，两个人坐在一家酒吧，盘点各自的书，王亮买了三本很不错的外国名家诗选系列，名家名译名社，价钱相当便宜，一元一本，其中有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的《爱情与自由》。王亮说，那首著名的苏格兰民歌就是彭老人家写的歌词，我说是不是《友谊地久天长》啊？他眼里灵光一闪：对，对，对。我一翻，果不其然啊，这首歌曲我唱了那么十几年，等等，我扳指算一下，十四年啦，竟然不知道它的歌词是谁写的。         在我们买的书里，有某农业大学图书馆的书籍，有昆明某化工厂图书室的书籍，有昆明博览读书社的书籍，当然也有个人藏书。在这些基本上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籍中，很多书的印数都非常大，就拿我手里的这套《普希金抒情诗选集》来说，印了三次，印数是368800册，《尼采诗选》的印数是142500册，《马克·吐温幽默小品选》的印数是78100册，作出一个不准确的判断，可想而知，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书籍是多么受人欢迎。 最近十年内的文学书籍，其印数达到十四万以上的屈指可数，更别说三十六七万以上了。尤其诗集，印个三五千册已经算是不错了，一般的也就是印个千把册。其原因显而易见，网络、电影、电视等等，它们来得相当之快，来如风去如车，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分流了大量读者。其次，多数人已经不需要塑造内心，为的是爽一下。在爽一下的前提下，多数人对艰深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兴趣，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读书，只图感官享受，视觉产品不需要文字产品那么大费脑筋去理解、吸收，理解能力越来越差，也就只能吸收那些浅显的东西了。   有时候，有的旧书卖出的时候，该书的主人或卖主会涂抹掉扉页上的姓名、印章，这大概是旧书主人掩饰自己文学梦想破灭的窘态和失败吧，也或者是卖主掩饰自己败家的一种行为。这次，王亮买的几本书都属于一个人，书的扉页写着名字，有的购买日期落款是1987年，有的则是1992年。 两人闲极无聊，就猜测那些旧书的主人现在怎么样了，为什么他的书会流落到书摊上呢？其中有个叫杨春阳的人在一本诗集的扉页上写着“1987年购买于微雨中的麻栗坡县城”。“微雨中”三字，表示了此书主人对当时天气这一客观环境的敏感性，他身上多少有点诗人气质。     我说：“大概这人已经故去，他的子女对这些书一点也不感冒，就把这些书全部当作废纸卖了罢。”王师哈哈大笑：“你这种说法也太悲惨了吧？！我觉得，大概这哥们说不定哪天突然想通了，发了大财，买了好房子，干脆把这些书全部清理了。”从以上对话中可以看出，我们两人的处世和性格，我是对什么事情往悲观、阴暗的地方寻思，而王亮心宽体胖，则是对大多数事情把持乐观态度。   有一次，我和朋友去赴一个饭局。有个身材高大伟岸的诗人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是某某某。我俩立即愣了一下，想了一会，这名字哪里见过。哦，我在一家文学杂志社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见过他，他是一位军人。 “哦，我在马街买到过你的几本藏书！”心直口快的朋友一语挑破，让对方不胜尴尬：“呵呵，是不是啊？”“当然啊，有本西班牙女诗人抒情诗选上写着你的名字呢！”随后朋友又列举一大串书名，丁零当啷跌碎了一地，再看那诗人脸色难看，不过人家也是反应超快，立马说：“我是调动工作了，那些书没法带啊，就处理了。”“哦哦哦。”我们表示理解，非常理解。或许，军人到底跟书生不同，拿得起，放得下。 聂鲁达晚年，他的书和贝壳收藏全部捐献之后，就被藏在某大学的地下室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一点也没有体现其价值。我还记得，那一天，几个人汗流浃背，帮朋友把几十箱书籍运回他的故乡，现在那些书堆在他家楼上，对于继承者而言，这些书和一堆垃圾并没有多大区别。 反正捐献出去也没人看，等我垂垂老已，只要还剩一口气，我就把我的所有书籍一把大火焚烧得一干二净。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选择了语言游戏，临死了也就是游戏结束的时候，放一把火为去另一个地方照亮前路。相对于如此短促的生命，任何东西都显得毫无价值，游戏之外的东西，我要它作甚？！所谓名声、所谓文学史、所谓成功、所谓荣耀，都见鬼去罢。